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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稳仍需强化供给管理,央行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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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稳仍需强化供给管理,央行牵头

铝道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PMI为51%,环比增加0.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并创年内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经济阶段性企稳势头确立,但从企稳到复苏仍需等待,产能过剩、美联储QE退出、去杠杆化等因素都将对未来的经济复苏形成压制,宏观调控政策除了从需求端进行拉动外,还应着力于供给管理,面推进新一轮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改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自6月中旬以来,防治大气污染、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棚户区改造、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陆续出台。同时,库存周期从7月开始触底反弹,这两方面因素增强了企业对于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带动经济阶段性企稳。8月PMI数据中的订单、生产、购进价格、采购量、库存、就业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回升,这也是今年以来的首次表现,表明经济企稳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变化,实现全年经济增长7.5%的预期目标应当无忧。 但经济从企稳到复苏可能并不会一路平坦。过去三年中已经发生过的两轮大级别库存周期并没有带来新一轮经济周期,本轮补库存是否与以往不同,还需要观察两项指标,一是补库存延续的时间和反弹高度,二是库存周期见顶之后回落到什么程度。按照库存周期自然演化的规律,9月经济数据可能比较乐观,但第四季度乃至更长时间内将如何表现,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对于未来经济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将压制价格上涨,尽管部分行业去产能化已经结束,供需格局明显改善,但钢铁、有色等过剩行业的扩张动力依然较强,其景气度的提升幅度预计有限;二是美联储QE退出对于新兴市场的扰动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经济复苏对于出口的提振效应;三是经济处于债务周期顶部区域,去杠杆化将影响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 当前,政府陆续出台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政策已经发挥出一定效用,但实体经济的真正企稳还有待进一步巩固。数据显示,8月小型企业PMI为49.2%,连续17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这意味着小微企业经营仍较困难。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活动利润3455亿元,同比增长1.8%,相比6月数据有所好转,但新增利润仅集中于少数行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仍较低,按主营活动利润计算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4.23%,比去年同期下降0.28个百分点。 下一步,不妨将制定经济政策的重心偏向调结构、促改革。需求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相比之下,供给管理则更为重要,其要义是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增长潜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政策已经开始在供给层面发力,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应迈得更大。专家预计,行政体制改革、财税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议题将获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注。

铝道网】资产配置是基金投资的靠前步,那么在资产配置的框架中,A股资产究竟是该纳入传统资产范畴,还是另类投资领域? 在《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中,大卫·史文森曾这样对比传统资产和另类资产,“传统资产类别的收益是由市场产生的,投资者可以高度相信各种资产类别将能够产生预期的长期收益”,而“另类资产类别的长期平均收益率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水平还是风险调整后的水平都逊色于有价证券,投资者只有通过高效的积极型组合管理,才可获得预期收益”。 上述有关传统资产的含义,不论从历史还是未来看,都有足够理由相信,其能够产生具有吸引力的平均回报,例如美国股票。这样的概念似乎很难套用到A股资产,因为A股资产的历史平均收益率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且从未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压力,大盘指数如沪深300的中长期预期回报率也难以确定。 另一方面,A股市场中主动型基金展现出明显优势。例如2013年前7月主动型股票基金平均收益约10%,而沪深300指数下跌13%,如果从更长时间,例如较近5年、较近10年看,主动型基金同样优势明显。 总结上述两方面,A股资产的特点是历史收益有限,而未来回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积极管理效果显著。正是大卫·史文森所描述的另类资产类别特征。 探讨A股资产是否为另类投资,涉及重要的基金投资决策:即投资人在配置A股资产时,究竟是该选择指数基金,还是主动型基金更为合适? 如果按照传统资产考虑,先锋基金创始人约翰·博格一直倡导的低成本指数化投资概念是较为适合的策略,在配置典型的传统资产如美国大盘股票时,由于战胜标普500指数并不容易,所以选择指数基金较为合适。 如果将A股资产作为另类投资考虑,那么长期持有某个宽基指数产品,例如沪深300基金,未必是较好的策略,因为其长期回报率可能不足以弥补投资人的资金成本和波动风险。投资人或许只能借助高效的积极型组合管理即的主动型基金创造超额收益。 展望未来,A股资产究竟是将继续展示其“另类”特征,还是逐渐恢复其“传统”资产的雄风,我们无法得知。但有一点可确定的是,主动管理的时代远未结束。

铝道网】中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制度化正式破题。 8月2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靠前次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央行行长担任召集人,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组成人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央行,承担金融监管协调日常工作。 “高层非常重视金融监管协调制度化安排,马凯副总理亲自批示的。”8月20日,一位监管机构人员告诉记者。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昭示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性。早在2010年,为准备第四次国金融工作会议,国务院便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列入15项重大金融课题之列。近年来,建立一个银、证、保三大监管机构之上的超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声音也屡屡传出。 不过,新出炉的联席会议制度显示,中国“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联席会议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国务院。” 联席会议将负起六大协调职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这意味着,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诸如跨行业、跨金融市场业务创新或监管套利;监管标准不统一;第三方理财、P2P等非金融企业从事金融业务诸多监管空白地带,有望在联席会议制度框架下得到解决。 破解监管冲突、监管空白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出台有着很强的现实急迫性。中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框架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银行、证券与保险分业监管的格局。同时,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2010年后,综合经营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监管冲突和监管空白已成为摆在更高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使被监管者有了套利的可能。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就专文论述过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迫切性,诸如分业监管体系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的发展;监管机构各管一段,缺乏实质性的监管协调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有机会利用管制差异进行监管套利。 “正是由于监管协调机制的不健全,面对金融创新时,各部门往往考虑自身利益,造成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冲突。”一位监管人士如是指出中国以机构监管为主的弊端。 此番,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性与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均在联席会议职责范畴之内,借此协调机制,以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之转变。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崛起,监管套利不再是一个陌生词汇,从银监会围堵银信合作到近年来,银证、银保、银基等通道业务的应运而生,庞大的监管套利行为考验分业监管的监管效率。 正如一位银监系统人士所言,监管套利不见得是坏事,但监管套利确实存在一定风险。“比如对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和保险等一线金融产品销售人员,需要统一、一致监管标准,即监管一致性要求相同业务,应当需要相同的监管成本。” 更多值得关注的则是监管空白地带,即现有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下,监管并没有覆盖到的领域,诸如以诺亚财富为代表的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崛起带来的监管难题、P2P监管问题。 以第三方理财为例,澳大利亚早在2002年就推出金融改革法案,对第三方理财公司金融产品的销售咨询服务提出了监管要求,后来又将该法案放入公司法。而在英国,第三方理财业务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发放牌照许可。 P2P业务亦存在一定监管空白。8月20日,一位监管人士告诉记者,理论上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非金融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监管均由人民银行负责,“这应当是人民银行有所作为的地方”。 在诸多监管人士看来,作为联席会议牵头人角色的人民银行,更应关注比如跨行业、跨金融市场创新;非金融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等监管空白地带。 从合作备忘录到联席会议 2000年9月,人民银行首次尝试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迈出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靠前步。 当时混业经营趋势尚不明显,监管协调尚不急迫,联席会议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金融工作会议之前的通气会,发挥监管协调的实质性职能还有限。 2003年6月,刚刚成立的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起草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当年9月召开了靠前次监管联席会议。 直至2004年6月,“三会”公布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中,“三会”的金融监管权力边界得到清晰界定,同时确立延续至今的“三会”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 然而,正如巴曙松所言,这种监管协调机制对监管各方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不具有强制力和决策性质的制度安排,其决策效力也远未达到当初的设想。因此,尽管备忘录规定“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但此后“三会”共同参与的部级联席会议便罕见召开,仅有的两次联席会议中也并未看到央行身影。 巴曙松分析,上述安排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但总的来说,这些共识还仅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具体的监管协调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在对不同金融机构开展相同业务时,监管措施还存在不一致与不协调的地方。 直到2007年,“一行三会”之间、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之间的协调,主要采取“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 “‘一行三会’工作层面的沟通是很多的,以前有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召集的旬会制度,但金融危机以来,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制度化协调机制来解决。”上述监管人士如是阐释联席会议制度化安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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